華爾街的“亞洲困境”
曾經一度風光的高盛，2014年在亞洲的業務還屈居榜首，連續將近20年都名列前茅，而如今卻連前10都不在;曾經讓人艷羨的國際大投行，今年上半年的表現更是差強人意——全球前12位的投行利潤下降21%。
包括交易利潤在內，今年上半年高盛的利潤下降52%，摩根斯坦利下降28% 。而在利潤率方面，在亞太地區雇傭了百余名資深資產管理經理的瑞銀，今年上半年的利潤率從去年的39%下降到今年的26%， 高盛則下降了24%。
遭遇此等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對于亞洲市場的預期過高。雖然華爾街一直看好亞洲經濟的騰飛，高盛早已看到中國大陸、印度市場的發展潛力，前CEO鮑爾森(Henry Paulson)更是積極打好與中國的關系。
但是，亞洲地區的獲利一直追不上美國及歐洲地區，再加上近來承銷 IPO 的業務萎縮——根據Dealogic，除日本的亞洲IPO交易量今年同比下滑16%，以美元計算的并購量較2015年減少23%，高收益率和投資級債券發行量也分別下滑了兩位數字百分比。
第二，與本土同行相比，缺乏競爭力。對于這些國際大投行相比，中國大陸本土投行的快速發展自然令人刮目相看，而這些本土投行對于當地的政策法規，政府關系、金融操作更為駕輕就熟。而中國公司則更趨向于選擇本土投行來承接相應的IPO業務。
10年以前，中國的投行業務在亞洲僅占8%的市場份額。今年以來，中國本土投行依然占據了83%的資本市場的承接量，去年同期只有72%——這對國際投行來說，無疑是最大的勁敵。
相反，國際投行所雇用的尖端人才，其技能并不能完全應用到本土市場中去。畢竟語言、關系和文化的差異成為不可逾越的鴻溝。
另外，包括政府在內，亞洲各國多少都還是鼓勵本土公司運用本土的投行，在市場上進行操作。所以中國的銀行有很大的靈活性和能力來撬動更多的資金。
根據Dealogic的數據顯示，60%來自合并顧問以及融資的收費都歸于中國的銀行，以中信為首的中國投行占據了亞洲業務的半壁江山。
第三，當地經濟發展放緩，加上區域性股災的連帶效應，以及各地政策的風險西細數都在提高。
雖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境外投資者對于中國股票市場的參與，而且去年上半年也有一度瘋狂上漲，給各大投行帶來希望，但是夏季的股災讓這些國際投行的興奮如曇花一現，而隨后中國經濟的放緩，以及東南亞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讓不少正在談判的合作擱置，也嚴重影響了包括高盛在內的諸多銀行的盈利能力。
另外，與當地國有企業之間的合作充滿各種風險。比如高盛目前就面臨著與馬來西亞發展銀行之間賄賂問題的調查，摩根大通也面臨著所謂“子女計劃”——對官員子女的聘用——調查。
面臨如此境地，華爾街能做的除了裁員，并沒有太多更好的辦法。美國銀行計劃裁撤亞洲地區企業與投行業務約十二個高級別崗位，波及該地區一些董事總經理和主管，最早可能本周三開始行動。這將是今年該行第二次啟動亞洲區裁員。
同樣，高盛也在規劃，將大砍超過1/4的亞洲投行人力，主要集中在香港和新加坡。巴克利則表示2016年將裁員20%。
主要集中在亞洲和全球現金股票業務部門。英國《泰晤士報》曾報道稱，巴克萊計劃兩年內裁員逾3萬人。裁員被認為是能提振股價的最好的辦法。
此外，巴克萊也推遲到3月才宣布獎金情況，獎金池較去年削減至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