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文明為主題的演講稿范文
在我國正處于世紀之交，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成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中的最強音；******同志在黨的xx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法制建設同精神文明建設必須緊密結合，同步推進。”在當今世界，現代化、民主、法治、文明及其一體化關系不僅已成為時代潮流，而且體現了我們時代的特征和時代精神；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以及社會主義文明建設均已突顯出了其特殊重要意義，它們都是保障和促進我國社會全面進步所不可須臾忽視的。為此，很有必要探討一下其間的內在聯系。本文特提出“法治文明”這一概念并以此為中心探討一下有關問題。
法律的文明屬性
認識法律的文明屬性，首先需要在觀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國古代傳統法律意識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輔、重刑輕民、嚴刑峻法甚至酷刑亂法以及義務本位和官本位的影響，似乎一談到法就意味著懲罰、鎮壓、限制、禁止、束縛、不通人性、冷酷無情等等，使人們畏法、懼法、仇法、避法，這樣形成的法律觀念自然就與文明無緣。
然而事實上，法律不僅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產物和標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豐富的文明內涵和屬性，同時法律發達史就是法律不斷趨向文明化的過程。
文明是標識人類的進步程度和狀態，社會文明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產物，所以文明與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緊緊相連（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似應是比“文化”更高層次的概念。因為“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了比較高一級階段，即告別了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從而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動物界而進入文明時代才開始呈現的進步程度和狀態；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舊石器時期最粗陋的遺物遺跡，也具有‘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但一般都不把它們稱為“文明”。可見文明及文明史是標識人類社會發展程度中更高層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類社會任何發展成果和發展階段的概念）。可以說，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在生產工具改進（出現了金屬工具）從而使生產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礎上，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而導致私有制、階級以及國家和法律的出現（即生產關系以及各種社會關系、社會交往、社會行為趨于復雜化，而需要社會結構、社會組織更加嚴密才能使社會保持有序）。可見國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會的一種標志，雖然同時也就伴隨著嚴酷的階級剝削和壓迫，但也是人類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及行為方式趨于進步和文明的表現。所以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后，說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項，雖不是唯一的一項，但也是主要的一項” ；比利時法學家班達認為，法是文明社會通向公共的強制，是為在人們之間實現一種秩序而制定的“行為規則的總和” ；美國法學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斷的有目的的活動的產物，“法律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 ；英國法學家菲尼斯認為法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將確定性、具體性、明晰性和可預測性引入人類相互行為中，使法律不僅規定人們的行為規則，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機構，從而使“法律調整它自己的創造” ；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認為法的概念應基于科學普遍性，從最廣泛的意義強調法應當是“人類行為的一種秩序”和“社會組織的特殊技術” 。
之所以說法律是文明時代的產物和標志，這從法律的起源和產生過程也可以看出來。因為它是社會調整從原始社會個別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調整進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規范性的調整；從自發性調整進到自覺的調整；是從氏族社會中習慣同宗教、道德規范混溶，權利與義務不分，進展到逐步分化發展開來而形成法律規范的過程。固然調整階級關系的需要是法產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適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乃是法產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層次動因。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一種生產方式持續一個時期，那么，它就會作為習慣和傳統固定下來，最后被作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恩格斯也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在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法律便發展成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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