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煤礦的廣播稿
關于煤礦的廣播稿;我的礦山廣播情
廣播伴我跋涉風雨人生路，熟悉的聲音若香花彌漫生活的空間，似清溪漫過心田，緩緩地穿越生命的情感地帶。
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小時候我們生長在農村，當時的農村文化生活極度貧乏，廣播交流十分閉塞。一個百戶人家的大村，沒有文化室、娛樂室和廣播設施，看場露天電影也要走很遠，收音機能收聽無線電臺播送的節目，卻是極少數“富人”才玩得起的奢侈品。
上世紀1985年“農轉非”我們隨著父親遷居來到煤礦，礦區有廣播站，聽廣播已在礦區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成為我們起居生活作息時間的習慣，伴隨清脆悅耳的廣播聲息，礦山家屬區電線桿上的那個喇叭成了礦區最誘人的文化生活。
每天清晨，高音喇叭播出悠揚的樂聲，多少回無時不打動我的心扉，叩動我青少年時代心靈里的廣播情。記得當時我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拖條小板凳坐在屋子里側耳細聽廣播，有時僅連吃飯也沒顧得上。
在煤礦我參加工作以后，可能是自己喜歡寫作投稿，工作之余寫稿子就起先從寫廣播稿開始，總喜歡把礦區新近發生的生產工效新鮮事寫成新聞送到礦宣傳科，緣于自己喜歡寫廣播稿，從此以后，我與礦宣傳科的同志聯系便多起來，當時礦宣傳科王金星老師(現《湘煤集團報》編輯)主編廣播稿，作為礦業余通訊員是礦宣傳部門的‘常客“了，經常是有事沒事都會到宣傳科去投寫稿子與他們交流，向他們虛心好學請教。
王金星老師那勤奮敬業的精神給我留下了好深刻印象，使我對他肅然起敬，也是我后來從事文字寫作筆耕不輟的動力之源。稿子來了，他當面動筆為我們送來的稿子圈圈畫畫，要我用群眾語言寫廣播稿，少用成語和形容詞。
記得93年的一次，我寫的一篇稿子在省廣播電臺采用播放后，我在工區下班回家的路上，王金星老師第一個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我，當時我的心情比在學校考試得了一百分還要開心快樂。從此我在寫稿上一發不可拾，不斷地向各地報刊雜志投寫稿子。
我走上工作崗位，在偏遠的工區從事基礎團及宣傳工作。礦區的文化生活枯燥，信息比較閉塞，我枕邊常放著的收音機，傳遞了省內外的許多信息，世界風云、經濟動態、異地風采、生活常識等，極大地豐富了我的業余生活。
由于從小愛寫，業余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放在筆耕上發奮寫作，借助收音機傳遞的信息，把一篇篇稿子一個個夢郵寄出去。我發表了一些“火柴盒”、“豆腐塊”之類的小文章后，在煤礦半路出家當上了“土記者”。
回想我在煤礦從事宣傳工作的二十多個年頭里，最有激情的是那時寫廣播稿的熱情與干勁。廣播既是我新聞寫作的啟蒙老師和“專業工具”，也是我朝夕相依相伴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多年來，我們每天都在與礦區的廣播“零距離”接觸，洗臉刷牙時隨心所欲地聽，夜不能寐時平心靜氣地聽，礦郊散步吹風時邊聊邊聽，下礦采訪時坐在車里聽……
廣播以快、新、廣、活的特點，把我們關注的熱點、焦點以及包羅萬象的人間世事，傳遞給聽眾，豐富了業余生活，陶冶了情操，增長了知識，拓寬了視野。在企業的新聞崗位上，如今我更對廣播仍情竇如初，鐘愛有加，經常聽廣播，及時了解時事政治政策，為企業的發展鼓與呼，積極投寫稿子。
廣播，充實了我的人生，使我獲得美的享受，心靈得到美麗的升華。廣播，伴著我在苦中有樂的新聞戰線走過了青春年華，“一路走來一路歌”。還將伴著我在新聞寫作文字花園里耕耘和收獲。今生，我與煤礦的廣播結下不解之緣。
關于煤礦的廣播稿:煤礦的女人們
在人們的印象里，煤礦是男人的世界。的確，在礦井深處是沒有女人的。1971年至1977年，我在煤礦的6年里，一直在掘進隊。掘進隊和采煤隊在井下作業，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當時的煤礦，真正在井下從事與采煤相關工作的工人，還不到全礦人數的一半。但井上還有許多工作崗位，這里就有煤礦的女人們。
煤礦的女人按工作性質和工作環境大體可分為三個層次。最苦的是運輸隊的女工。她們都是來自農村的井下工人的妻子(井下工人都來自農村)，礦上給她們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
這些女人們沒什么文化，但卻有著一把子力氣。我所在的是個國營小煤礦，產出的煤要用小火車拉到鐵路運煤的“碼頭”。裝小火車不用人力，但卸車全靠工人手中的大板鍬。
運輸隊中的女人們和男人一樣，每人負責卸一車皮的煤。小火車的車皮能裝十幾噸煤，卸煤是個又累又臟的活。卸完煤的女人，臉上除了兩只眼睛，全成了黑色的。
她們和男工站在一起，已經看不出性別的差異。由于工作環境艱苦，也由于她們來自農村，這些女人有著超出一般同性的“豪放”。
上夜班卸完煤的休息時間里，幾個女工敢在打鬧中把一個男工的褲子扒下來……這些女人都是已婚的，只要她們的丈夫不在井下喪命，盡管會有些風流韻事，談婚論嫁也不再是她們考慮的問題。
比運輸隊工作環境好一些的，是多少有些技術的工種。燈房是女工的領地。她們負責給礦燈充電，并把充好電的礦燈發給下井的工人。每個井下工人固定用一盞礦燈，上班前到燈房喊出自己礦燈的號碼，領出自己的燈。
時間長了，燈房的女工一看領燈的人，便知道這人礦燈的編號。如果井下出了事故，哪盞燈沒回來，她們就知道燈的主人可能遇到了危險。幾乎每年，都會有不再有人認領的礦燈。
除了燈房，食堂、修理車間也有女人。食堂的女人給工人打的菜總比食堂男人給的多。但礦工們并不只為了多些菜才在女人賣飯的窗口排隊，而是為了與女人們打情罵俏。一個有幾分姿色的女人，她的窗口的隊伍總是比別的窗口長。
一些工人接飯菜時，會趁機摸一下她的手。這些煤礦的女人，如果在礦外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便在礦上找個工作不錯的男人戀愛成家。干部是首選，然后是有些技術的人。但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嫁給井下工人。
煤礦工作最好的女人是礦部大院的。和我一起入礦的80個知青，有7個姑娘。她們雖然只上過初中，但畢竟是“知識”青年，她們的工作是令男知青垂涎的：政工、團委、財務、工會、廣播室、衛生所、子弟學校……這些女人，無論相貌如何，都有很強的優越感。
她們的擇偶標準是“四員(元)”：相貌像演員(當時指的應該是王心剛，而不是葛優的老爺子葛存壯)，身體像運動員，權力像官員，月收入100元。
在大院工作的女人，雖然地位高，卻總要和井下工人打交道。團委、政工干部要做那些想離開煤礦的知青的思想工作，衛生所要給有病或裝病的工人開病假條，廣播員要從工人手里接過廣播稿，財務也要核算工人們的工資。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煤礦，井下工人們經常對礦上的女人們評頭品足，但許多人和大院的女人幾乎沒說過話。
為了少下幾天井，我有時在文藝宣傳隊上躥下跳，和她們接觸多一些，但也從不會有非分之想，因為井下工人只能找農村姑娘已經是一條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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