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幫教工作調研報告
加強對刑滿釋放和解除勞教人員(以下簡稱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和幫助教育，有效預防和減少重新違法犯罪，是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安置幫教工作也呈現了區域化的不均衡發展。而這其中，既有安置幫教機構的原因，也有刑釋解教人員自身的原因，本文將就此進行分析。
(一)缺乏法律依據
目前為止，除了一些個別的原則性指導文件，我國還沒有一部系統的全面的對刑釋解教人員進行保護的法律，實踐中往往只能依靠政府及相關機構的政策性文件來指導工作，沒有統一的標準，任意性較大，這也導致實際工作缺乏執行力，或是在執行過程中特別混亂，難以銜接。
(二)基層組織建設不完善，脫管失控現象嚴重
由于安置幫教工作本身的非強制性，很多刑釋解教人員在回歸后不會及時到戶口所在地報到及辦理入戶手續，而是選擇到外地務工，這導致當地的安置幫教組織無法掌握他們的行蹤，因而造成脫管漏管現象。而安置幫教工作本身也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工作機構，有的地方有專門的安置幫教組織，有的地方則與社區矯正或基層工作處合二為一。這樣混亂的組織形式導致沒有統一的考核標準，沒有統一的工作流程。再加上這項工作涉及的部門較多，而很多地方基層組織的力量薄弱，無力統籌各個部門統一開展工作，因此這項工作很多時候處于無人抓無人管的狀態。
(三)安置就業困難
在目前整體就業形勢嚴峻的現實下，刑釋解教人員大多都面臨著無法就業的困境，由于刑釋解教人員很多自身條件差，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社會歧視，他們在缺乏政府幫助的情況下很難實現自力就業。
(四)安置幫教主體單一，缺乏社會參與
安置幫教工作的最終目的是讓刑釋解教人員重新被社會所接納，而目前我國大多數地區的安置幫教工作都是以政府為主導，極度缺乏社會力量的參與。而安置幫教工作本身就是一項應當由社會主導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方面參與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
(一)安置幫教理論研究、立法滯后
西方國家對于人的社會保護有著200多年的研究歷史，但我國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十分薄弱，還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而刑釋解教人員的回歸社會是一個系統性很強的再社會化工程，需要社會學、法學的理論予以支撐。雖然中央、國務院把安置幫教工作作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央綜治委和各省市綜治委也制定了一些工作方面的規定,但就安置幫教工作本身來說沒有一部法律來指導、管理,這給安置幫教工作帶來很多不便。1954年政務院頒布的《勞動改造罪犯刑滿釋放及安置就業暫行處理辦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顯然已不再適用。1994年的《監獄法》對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救濟和權利保障等問題作了專門規定,但只有4個條文,這些規定比較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和程序性,不能涵蓋安置幫教工作的全部內容。現階段的安置幫教工作主要還是依據現行有關政策,借助行政手法去貫徹落實,這既不符合依法治國方略，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
(二)基層力量分散，信息資源沒有共享
安置幫教工作需要多部門聯合開展，但是部分單位缺乏大局意識，對安置幫教工作不夠重視，再加上不同系統的單位內部缺乏固定的溝通和協調機制，導致難以形成合力共同完成這項工作。同時，我國大部分省市的基層安置幫教機構沒有與公安機關實現信息資源共享，人口信息不全，對部分不愿意回原籍或者因各種原因發生戶口遷移的人員難以管理。
(三)刑釋解教人員的標簽污名化與社會區隔和排斥
刑釋解教人員雖然已經經過國家規范的約束和改造，實現了再社會化，但社會制度、社會成員對其污名化標簽的現象和機制安排確實是客觀存在的。比如對他們的定期審查，輿論宣傳中對他們的負面報道。普通民眾對安置幫教人員的評價也普遍比較負面，危險而易于再次犯罪往往是人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刑釋解教人員同時還面臨著社會的區隔和制度的排斥。英國社會學家布思關于倫敦地區刑滿釋放人員的研究發現，這些人重犯率很高與社會文化的區隔和排斥有著很強的相關性。標簽污名化通過社會制度的區隔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這些區隔和排斥包括就業制度中的歧視、流動機會的喪失以及身份的固化等等。刑釋解教人員一般來說社會聲望都比較低，經濟購買力和政治權力往往也是缺乏的，他們往往被隔離在正常的流動渠道之外而成為圈外人。
(四)政府與NGO在安置幫教工作中缺乏合作
政府在安置幫教工作中能夠有力的完善工作機制，提高監督管理和教育矯正的質量，降低違法犯罪率，維護社會穩定，但是政府的工作往往缺乏專業化的水平，很多時候有心無力，最終產生畏難情緒，反而不利于工作的開展。相反的，一些非政府組織擁有大量的專業社工和常年從事社會工作的經驗，并且能夠深入社會之中，不僅能夠做好工作還能起到正面的宣傳作用，傳遞正能量。可是，現實情況是，目前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缺乏長效有力地合作機制。如果能夠借助一些非政府組織，例如上海市的新航社區服務總站，以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幫扶回歸人員的工作交給專業的社工站，由專門的社會工作者、志愿者來開展工作，既是對政府力量的有效補充，也能夠讓社會大眾對這項工作有進一步的認識，取得人們理解和認可。
(一)安置幫教工作的法治化
法治化的前提是法制化，安置幫教工作應當依法進行，遵循法律程序，避免工作的隨意性，具體來說應當考慮到以下幾點：
1.權利義務(權力職責)的法制化。以立法形式完善對刑釋解教人員的社會保障，明確工作部門的職責分配，避免工作混亂互相推諉。
2.工作程序的法制化。將安置幫教工作作為一個長期工作固定下來，明確工作程序，形成穩定的工作制度。
3.工作機制的一體化。明確部門職責，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建立健全一體化的安置幫教工作網絡，充分共享信息資源，通過立法或制度上的規定將各個職能部門和機構有效聯合起來做到幫教工作機制的一體化。
(二)刑釋解教人員的去污名化
污名化就其實質而言，是主體在外在環境制約下的自我建構和自我認同。該機制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制度的切合。為此，在開展具體的安置幫教實踐工作中可以引入社會學、社會工作領域中所普遍強調的保密、責任原則，消除制度安排中的比如說就業領域的歧視性政策；在輿論、媒體宣傳等領域中消除對刑釋解教人員的負面和污名化形象塑造等。通過行為的規范、生活生產技能的培訓提升刑釋解教人員的社會適應能力，經過幫扶教育消除刑釋解教人員心靈上被打下的烙印，避免其產生“自我降格”的心理過程。
(三)豐富社會網絡資源，加強政府與NGO之間的合作
借助一些非政府組織，例如我國上海市就有新航社區服務總站，當地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幫扶回歸人員的工作交給專業的社工站，由專門的社會工作者、志愿者來開展工作，既是對政府力量的有效補充，也能夠讓社會大眾對這項工作有進一步的認識，取得人們理解和認可。通過社區工作和行政工作，加強刑釋解教人員與社會資源的聯系，發揮正式團體、非正式團體的社會輔助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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