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調研報告
在人們越來越注重自身素養的今天，報告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我們在寫報告的時候要避免篇幅過長。那么一般報告是怎么寫的呢？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新生代民工調研報告，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新生代民工調研報告 篇1
XX年的暑假，我到惠州以打工的方式參加了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在此次暑期實踐過程中，我著重調查了新生代民工在當今社會的發展狀況。
當前，在中國2億進城務工的農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約有1.4億人之多，占務工者的60%多。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將他們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給予重點關注。
一、新生代民工的社會特點
新生代民工是難以定義的一群社會群體。盡管現在他們仍被社會歸類于“農民工”，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內心里抗拒這個稱呼：有人稱呼自己為“新產業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廣“新工人”這個稱號以取代農民工的群體標簽。但是不管怎么說，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的群體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經使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形象有著截然的不同。或許，從他們想要成為的社會角色看，“新市民”才是廣大新生代民工的追求的目標。
總之，他們是時代的新人，轉型期中國涌現出的又一個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會群體。我認為，當今社會對他們的看待，應有全新的視角；對他們的評判，應有積極的態度。那些城市人戴著有色眼鏡的嫌惡和排斥，那些低品位老板居高臨下的擔憂和憐憫，都無助于我們了解這一肩負歷史使命的群體，更無助于國家正確處理這一群體的有關事務。唯有在更深更廣的時代層面上，我們才能尋找到這一群體的準確定位，他們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一代承載者，中國未來的又一群創造者。
自從改革開放將中國推入世界經濟大潮以來，交織了國家富強和個人幸福的新社會主義夢想就成了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追求。如今，這個夢想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動力，那就是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的民工太廣泛了，那些背著筆記本電腦四處奔波的也是民工，社會需要大量的技術型人才，所以今后的民工應該抽出精力時間提高自己的專項技能，也就是說要有一技之長。過去百萬民工過大江，現在沒有技術的活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干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帶來的必然是結婚生育后代教育等問題，民工賺錢難，花銷的確因為在城市中而增加，那就迫切需要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但是如何提高呢？唯有走技術工人的路線，同樣的活你能做，別人不能，你做的更好就有飯吃，拿的就多。社會就業是殘酷的，新生代民工更需要加強自己的能力。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費特點
新生代民工的金錢價值觀比起老一屆民工發生明顯的變化：個人消費支出快速增加，不再為攢錢而使自己變成“苦行僧”——這是他們不同于父輩的顯著特點。
據我在暑期實踐期間內的調查，XX年七、八月，森裕鞋材加工廠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月掙錢1500元，只交回老家500元，即將近七成的工資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著了。他們把超過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娛樂例如：上網、唱k和電話費上。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風氣和固有陋習的影響，出現了“月光族”等不好的現象。在森裕鞋材加工廠，新生代農民工60%是剛剛從學校畢業就直接進入城市打工，既沒有吃苦耐勞的思想準備，也沒有吃苦耐勞的能力和精神，過分追求較好的`生活，勤儉節約的品格逐漸淡化。根據我的調查，有68%的新生代民工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費觀念和奢侈的男女交往往讓收入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我國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前沿挑戰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新生代農民工陸續進入城市并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他們的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與其長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他們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認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與農村家庭的經濟聯系等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們的“城市夢”也比他們的父輩更為執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不愿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鄉務農。在森裕鞋材加工廠，大部分新生代民工都是來自河南一帶，鄉下的生活已經不能滿足他們對物質的要求，城市的時尚節奏才是他們所追求的夢想。
3、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根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回到農村難以立足生存。
三、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挑戰
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面臨的前沿而又現實的挑戰突出表現在：
1、他們的勞動供給和就業行為明顯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在不同時代成長的農民工有著不同的閱歷和自身不同特點，導致他們追求目標、偏好等不同，因此，僅僅將農民工視為同質群體的傳統研究方法不能了解當今農民工勞動市場的供求狀況。新生代農民工因為他們的效用和目標與第一代農民工的差異導致了他們的勞動供給及其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均衡點與廠商需求之間存在“間隙”而出現“民工荒”等現象。
2、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要勝過第一代農民工。在心態和觀念上，第一代農民工更接近于農民，對城市認同感較低，即使在城市中無法生存時，還有回鄉務農的最后一條退路。第二代農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本領，心中過高的期望與所面對的非正規就業市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中務農，成為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真正的“兩棲人”。新生代農民工不僅需要勞動權益的保護，而且需要社會失業救急網絡的保障。
3、他們的市民化問題如不能順利解決，將直接關系到城鄉的社會穩定。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體。他們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識和行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為個人、制度和市場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滯留在農民工隊伍中。隨著第二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如果長期不能邁過市民化這道“門檻”，累積到一定時期和規模時很有可能引發為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于第一代農民，人們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頭亂發”，但在森裕鞋材加工廠的招聘上，出現了不少與此大相徑庭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年齡普遍在16到25歲，會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時不時地從包里掏出名牌手機；基本沒有務農經歷，受教育程度較高（學歷普遍在初、高中甚至大學）；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觀和就業觀。“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實實地待在最臟、最累、最“沒出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里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在受到歧視時，他們會摔門離去。
在惠州眾多工廠里：新生代民工有78%未婚；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很多是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外出的，有的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從動機上看，他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念”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就業發展的機會。第一代農民工普遍將謀生作為第一目標，建筑工地等是他們的聚集地，新生代民工的目光則投向三產服務業、制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行業，特別是
廣東的新生代民工，主要把目光集中在第三產業（服務行業）。賺錢只是他們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們希望在城里買房，能像城里人一樣平等地生活。
因為有著更多的社會期盼，他們找工作時也往往更“挑剔”。“雖然我來自農村，但這并不代表我對生活質量沒有要求。我同樣需要娛樂，需要交友，需要上網來了解全國各地的信息。”“我有技術，不愁工作，我要進大企業工作。”這是一個第二代農民工對找工作一直持觀望態度。
許多用工單位很需要這些人，但也對此表現出了相當的擔憂。“現在不少年輕人，在工廠有點不高興，什么也不想，馬上走人。”我曾經采訪過森裕鞋材加工廠的人事部負責人，他說：“用人單位有一部分認為，第二代農民工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敬業精神差。歧視與城市融入‘民工’是‘農民工’的簡稱。從社會分工角度來看，農民本來是一種職業，然而在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帶有身份的色彩。再者，新生代民工由于思想的時代化，在管理方面很多時候都要注重時代隔閡，大多公司都是以‘70后管80后，80后管90后’的模式在運行。”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使本來就人多地少的農村有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當城市工礦產業改革邁開腳步時，大批農民涌入城市務工。城市對農民入城，既歡迎又有些排斥。農民進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臟、掙錢最少的工作，的確填補城市職業的許多空白，給城市居民帶來許多方便，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然而，農民涌入城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使得城市居民對他們產生一種拒斥意識。
入城務工人員所受到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待遇，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相比確實也是“二等工人”。他們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業單位的管理人員還把他們當作另類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規定限制他們進入某些行業就業。
這些現象，不僅明顯違反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選擇職業、取得勞動報酬等一系列權利；而且背離了現代社會通行的文明準則，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平等規則，傷害了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尊嚴，妨礙城市發展的正常化進程，甚至對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給人們直接的感覺，就是它放大新生代民工與城市市民的距離。
四、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六大問題是：工資收入水平較低、務工地房價居高不下，是阻礙其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受戶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難以滿足，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職業選擇迷茫、職業規劃欠缺、學習培訓的需求難以有效實現，是阻礙其實現職業夢想不可忽視的因素；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欠薪時有發生、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高等勞動權益受損問題，都是社會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五、怎么樣解決新生代民工所面臨的問題
第一，要真正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在自由流動不成問題的今天，戶籍制度的本質是依附于其上的種種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是一件系統工程，各級政府應著力研究盡快采取行動。在沒有放開“新生代農民工”入戶時，城市管理者應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盡量為農民工提供與當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最重要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除養老保險等外，要格外重視失業保險，以幫助職業不穩定的農民工度過困難期。各地政府應逐步降低農民工入戶門檻，爭取盡早取消戶籍的城鄉劃分這種不公平的等級劃分。第二，要為農民工獲得城鎮住房制定相應的政策。新生代農民工要想擺脫流離顛沛的狀態，“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客觀地說，在戶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將農民工納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圍，若農民工可購買經濟適用房，將吸引過多農民工直至城市不堪重負。目前比較可行的辦法是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為新生代農民工修建宿舍或單身公寓。長遠看，應綜合考慮集體農村土地制下農民入城后土地權益的變現問題，即將農民工作為集體一員“共同所有”的土地，轉變為其個人的財產性收入，變為購買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第三，要動員社會力量，提高農民工的文明素質，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創造條件。盡量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免費或低學費的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幫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謀生技能。政府、用人單位、公益組織等，應為農民工舉辦更多活動，或者支持農民工自己舉辦，加強農民工與市民的交流，以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接受。另外，要加強農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訓，在基礎教育上保證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們能夠通過接受高等教育等改變命運，有一個正常的通道來完成社會地位的轉變和上升。
總地來說，新生代民工身上富有很多時代的氣息，這些氣息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他們身上也帶有一些時代的陋習，約束他們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新生代民工，而新生代民工的發展又要社會來提供保障，兩者相互相乘。
除了社會要改變對新生代民工的看法和待遇之外，新生代民工的崛起還有賴自身知識的增加，中國的崛起靠的還是知識。在學好技術和本領的同時，新生代民工還應抓住工作中的機遇和挑戰，適時的表現自己的能力，搞好與周邊的人的關系，抓住機會往上發展。與此同時，對自己嚴格要求，要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制定切實可行的計劃，分步突破也是很重要的。相信只要我們努力協調社會與新生代民工的關系，新生代民工必定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留下他們的輝煌足跡！
新生代民工調研報告 篇2
我國農民工正在經歷代際轉換，“新生代”農民工盡管文化程度較父輩高，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了，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能力，他們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于是就有了職業期望值較高與素質較低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亟須——
“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狀況
現時社會普遍認為，我國農民工正在經歷代際轉換，于是就有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說法。
“新生代”農民工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與其父輩即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基本上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對土地的眷戀、依賴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生活預期很低，反之，對城市的認同，對城市生活的預期很高。
二是雖然文化程度依然較低，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已超過6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過10％，且約有30％以上的人接受過就業培訓。盡管他們在城市從事的職業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工作，但就業結構有所改變，更多的人進入工廠和第三產業，在相對好的環境中工作。
三是更重尊嚴、健康與發展。盡管掙多的工資仍是他們到城市務工的主要動力之一。但他們在挑選工作時，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對那些具有濃厚排外色彩的企業與城市，即使工資較高，待遇較好，不少農民工也會選擇跳槽或離開。這是“新生代”農民工的鮮明特色，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四是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發展成果的愿望更強烈。“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更多的是為自己尋找更大更好的發展空間，分享現代城市文明成果。
五是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強烈，表現出比其父輩明顯得多的文化氣息。超過30的農民工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有高達56％的人希望當地有關機構組織開展技能培訓；他們不滿足于簡單的、低層次的活，希望能夠在工作之余，享受豐富多彩、貼近實際、健康進步的精神食糧。
六是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他們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擠、被城市人輕視，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長期被忽略甚至損害的情況下，他們會表現出逆反心理。
七是面臨“技術困境”。“新生代”農民工盡管文化程度較父輩高，但隨著城市對高技術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強，他們現有的技術水平和工作能力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他們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能力，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于是就有了職業期望值較高與素質較低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維護農民工權益工作亟須改進乃至創新，立足點和落腳點，就是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實際。
把農民工問題放在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加以考量
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了農民工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貫穿于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始終。
從過去近30年的工業化、城市化歷程來看，農民工進城務工，不僅為工業發展、城市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在務工中逐漸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這種通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推進城市化的進程，是目前切實中國國情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方式與途徑。
從今后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趨勢來看，農民工的非農化和產業工人化及其整體素質的提高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健康發展及其升級的基本條件。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勞動力在很長時間里豐裕的條件下，現實的道路可能只能是制造業立國。而中國要從一個制造業大國升級為制造業強國，則取決于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高。因此，解決農民工問題，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中國職工隊伍的整體素質，就成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過程的一個關鍵問題。要提高農民工素質，當然要切實搞好農民工培訓教育。但如果不能讓農民工安居樂業，農民工的培訓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為一個流動狀態的農民工接受任何技術技能培訓都將是臨時的不確定的，這種狀態不僅會使農民工接受技術技能培訓的積極性、主動性受到挫傷，而且將使技術技能培訓很難取得真正成效。因此，搞好培訓、提高素質與改革戶籍制度、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安居樂業是相輔相成、互相制約的。所以，我們必須從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大局出發，調整現在的法律和政策，才能不斷推進農民工問題的解決。
解決農民工問題必須著眼于制度建設
“新生代”農民工凸顯出來的問題，相當程度是制度造成的。因此，解決農民工問題，調整現有法律和政策，必須著眼于制度建設。
農民工權益問題是社會結構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這種制度性的因素不是一個或若干制度，而是一整套制度的設計和安排，諸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人口遷移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人事制度、財政制度、組織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造成的，這些制度從總體上使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受到整體排斥，致使農民工權益缺乏制度性的長效保護機制的維護。十多年來，各級政府對農民工權益的維權，多是非穩定、非持續的政策、措施或檢查。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維護機制，使農民工權益保護規范化、法制化和長效化。概括地說，一要政府牽頭統籌規劃、合理引導，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加大工作力度，采取綜合措施在全社會形成理解、關心、維護農民工權益的良好氛圍。二要通過多種途徑，使法律成為保護農民工勞動權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不是僅僅靠政策性措施和臨時性突擊檢查來維護農民工權益。三要建立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建立城鄉平等就業準入制度，改革勞動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促使勞動力的充分流動，構建城鄉一體、競爭有序、高效公平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四要積極推進多層次全方位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解決農民工的工傷、醫療、失業、退休養老以及社會救助問題。五要構筑保護農民工權益的社會支持系統。政府、工會、社區、用人單位、血緣和地緣等六個層次的力量要相輔相成，有機結合在一起，構成城市農民工完整的社會支持系統。六要增強農民工群體的維權意識和組織能力，特別要把農民工從地緣和血緣組織轉移到正式的工會組織中來，使其信息傳達和利益訴求渠道合法化、制度化，從根本上依法有序地維護農民工權益。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教育農民工農民工既需要工會在其經濟、勞動權益上的維護，更需要在文化上的引領教育。這樣更符合其長遠利益和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內在要求。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想方設法豐富農民工的文化體驗，使他們在體驗城市文化之中，在與城市文化互動之中加速其農民工角色與身份的轉換。要圍繞提高農民工隊伍的思想道德素質，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和“愛國、守法、誠信、知禮”的現代公民教育。在開展這些教育活動的'時候，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規范。行為規范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自覺遵守各種規范是素質高低的外在體現。二是道德。道德或道德取向的背后是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倫理觀等，是素質高低的核心所在。應對農民工加強榮辱觀教育引導，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參與。讓農民工成為職工代表，組織農民工參與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去，讓農民工感到，工人階級對國家、企業事務的參與，不是個人的參與，而是組織的參與。要把思想道德教育與各種各樣的群眾性文化活動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組織農民工參與，讓農民工在參與活動中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提高，在參與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為規范，形成知榮棄恥、褒榮貶恥、揚榮知恥的道德風氣和道德價值取向，達到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教育農民工的目的。切實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素質，充分發揮工會的大學校作用農民工文化素質普遍較低,這不僅制約他們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權益享有和實現能力，而且也制約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政府、工會、企業、社會各方都有責任切實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素質。要發揮工會組織的優勢，搞好企業培訓和工會集中培訓。中國工會上百萬個基層工會，應協助、監督企業按照法律規定，提取職工培訓經費，用于職工在職教育培訓。當前在職教育培訓，要突出農民工群體，有計劃有步驟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適應企業發展和城市發展需要。農民工達到一定數量的地區，工會應設立農民工學校。辦學模式應根據各地情況采取多樣化形式。要做到多元化多渠道多層次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和技術技能素質。
“創建學習型組織，爭做知識型職工”活動應不斷地向非公企業延伸，最大限度拓寬活動的覆蓋面，把盡可能多的農民工涵蓋進去。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深知自己融入城市的“資本”——文化、技能不足，因此，最希望掌握的知識是與工作相關的知識、計算機和經營管理知識，這樣不僅可以找到自己較為滿意的工作，將來還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創爭”活動應把農民工這樣的愿望與企業愿景相結合，引導他們把學習、提高的愿望持續發展，以關心、鼓勵的態度動員、組織他們主動學習、自覺學習、不斷學習。“創爭”活動必須立足現實，著眼長遠，不能滿足樹立、表彰了少數先進典型，而是要堅持不懈地把提高農民工素質，以文化教育農民工，使之融入城市作為自己的戰略任務，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創爭”活動的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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