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教育調查報告：走向“空殼”的鄉村學校
中國的鄉村，始終是叫人牽掛的熱土。當這一社會始終注目的焦點“鄉村”與另一個焦點“教育”勾連起來時，熱土中的焦點愈發熾烈。
針對多年來城鄉義務教育的失衡，以及因學校布局調整帶來的種種問題，本報兩名記者歷時三個月，走訪了我省陜北、關中、陜南的近20個縣40所鄉村學校，與基層教育職能部門、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個層面的近百人，進行了深入交流、探訪和調查。
這里為讀者呈現的相關調查報告和個案解剖報道中反映出的問題，其癥結就在于多年來城鄉義務教育天平的失衡。
調查報告·農村借讀生
城市屋檐下的農村借讀生
原聲實錄
“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學吧，說不定還能成才。”
——榆林農民韓萬寧夫婦
“大家都是離開家出來自己生活的，所以互相關心得多一些。”
——來自韓城在西安就讀的學生徐青
近些年，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以及由來已久的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越來越多的農村孩子流向縣城甚至省城的學校讀書。
這些寄居在城市屋檐下的農家子弟，不但給城市教育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且，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面對經濟負擔加重等各種問題。
“老家有一種親切感。”11歲的韓明操著生硬的普通話說。
盡管來榆林市清澗縣城上學已經兩年多了，這個小男孩仍然眷眷戀著家鄉的一切：爺爺、奶奶、爸爸，甚至家里的羊群。每到星期五，韓明總是盼著父親能早點接他回老家。那時，進城上學的昔日玩伴兒大都會回到村里。
這個被韓明眷戀著的老家其實距離清澗縣城只不過十多公里。小學二年級時，父親韓萬寧騎著三輪車載著母親和姐弟3人來到縣城，租下一間窯洞，開始了他們在縣城的寄讀生涯。
大約本世紀初開始，像韓明這樣離開家鄉，寄讀在城市屋檐下的孩子越來越多。這種新的教育趨勢究其原因，被認為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因為需要進城務工，繼而捎帶走了他們的孩子，以及農村家長越來越渴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這些孩子們也不得不在城市里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送娃到城里上學說不定能成才”
見到韓明和他的家人是在今年7月初，正值學期末。
他們一家人租住的窯洞在清澗縣縣城南武家溝山坡上，一排5孔窯洞大多租住的是在縣城做生意或者打工的人，唯獨這家人，是陪孩子上學讀書的。
天已近傍晚，盡管掛在墻邊上的唯一一盞燈泡亮著，但也很難照亮大約十平方米的窯洞。
窯洞最里面是一個大土炕。平時，母親惠寧和4個10到19歲的孩子擠睡在上面。窯洞的其他三面墻都被柜子、雜物和灶臺等占滿了。
19歲的大女兒韓嬋在縣城打工，二女兒韓丹剛剛參加完小學升初中考試，已被父親韓萬寧接回了老家。窯洞里，只剩下了惠寧和兒子韓明，還有小女兒。
過兩天就要期末考試了，兩個孩子正在緊張地復習功課。緊貼著墻壁搭起來的低矮的書臺上堆放著書本，韓明嘴里一邊念叨著單詞，一邊在作業本上重復地默寫;靠近窯洞門的一片空地上，比他小1歲的妹妹蹲在地上，趴在一個一掌寬的小板凳上，借著門外透進來的昏暗光線默寫單詞。灶臺前，母親惠寧正在忙著準備晚飯。
自從進城后，這家人的生活就變得異常簡單。
事實上，在距離縣城大約十多公里的韓家鹼村，他們本來有個比這更寬敞舒適的家。而現在，只有孩子們的父親韓萬寧孤獨地守在老家里。
兩年前，這個40歲的中年漢子和妻子商量后，毅然決定讓幾個正在上小學的娃娃進城讀書。盡管夫妻倆內心十分清楚，這將給本來貧困的生活增添更大的壓力。
當時，他們19歲的大女兒小學畢業后就已輟學，在縣城打工。夫妻倆全靠12畝地種些土豆、黃豆、玉米等過日子。
另外，3個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學讀書，學習成績還都不錯。近些年，國家的“兩免一補”政策為這個多子女的家庭著實減輕了不少負擔。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近幾年，韓家鹼村的村民們很快陸續將孩子轉到城里上學了，村小學的孩子們越來越少。
其實，韓萬寧心里明白，城里學校教學質量好，娃娃還能學電腦、學英語。實際上，大多數村民都是沖這個去的。經歷了掃盲、“普九”之后，現在的農村家長越來越向往著讓孩子接受更優質的教育。
韓萬寧也有些“眼紅”，但想想家里的經濟情況，他起初有些灰心。
“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學吧，說不定還能成才。”2007年暑假的一天晚上，昏暗的燈光下，夫妻倆反復商量著。
韓萬寧最終想明白了。當時，剛好家里賣完西瓜，手頭上有2300多塊錢。韓萬寧便在縣城租了一間月租100元的窯洞，并從家里拉去了一些簡單的家具和被褥。
臨近開學的一天，韓萬寧騎著三輪車載著一家人進城了。盡管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夫妻倆心中抱有希望。
農家陪讀衍生的額外經濟負擔
平日，只有妻子惠寧住在縣城里，韓萬寧則留在村里，守著12畝地。一家人，只有在周末才得以相聚。
孩子們對新學校都還滿意。“城里的學校大，兩個教室和老家的一個校園差不多，操場有老家4個教室那么大。”韓明說，第一天上學時，他干急是找不到教室。
當然，新學校更多的好處是開設了一些農村學校所沒有的課程，比如電腦、英語、美術、音樂等;另外，“對了，廣播操也不一樣，城里的老師又教了一套新體操，老家的學校還是原來的。”說起這些，韓明顯得有些興奮。小家伙還告訴記者，他現在是學校鼓號隊的隊員。
孩子們的變化讓韓萬寧夫婦感到欣慰。二女兒韓丹考過全縣語文第一，韓明考過全縣數學第三，兩個孩子的學習成績在班里也是數一數二的，這讓夫婦倆更有信心留在城里。
韓萬寧喜歡在聊天時說起幾個孩子，還會經常提到兒子說的進電腦教室要套鞋套的事兒，不過用他的話說，那叫“腳套”。
除了欣慰，寄讀在縣城的生活費還是讓這個家庭有些吃不消。惠寧算了一下，光吃飯、幾個娃娃的學費、資料費，省著花一年也得8000多塊錢。
韓萬寧想進城打工，可腿始終很疼，干不了重活兒。“不知道是風濕性關節炎還是什么的，也沒去檢查過”。他去縣城找過工作，去過餐館和建筑隊，但都沒成。去年，他貸了1萬元買了十幾只羊，誰知搞退耕還林開始了，山上不讓放羊了。為此，他還被罰了兩次款，一次2900元，一次2000元，到現在，本錢還沒收回來。
起初，妻子惠寧在縣城擺攤兒，賣小孩褲子，但生意不好只好不賣了，現在窯洞里還壓了一堆舊貨。不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她一擺攤，幾個孩子的吃飯都成了問題。剛開始時，姐弟3人放學后你切菜、我燒火，自己做。韓萬寧看著有些心疼，又怕耽誤了娃娃學習。
如今，一家人的日常開銷都落在了大女兒每個月七八百元的工資上。
韓明的英語成績不好，想上補習班，一次要5塊錢。孩子跟惠寧“鬧”了5天，最后還是沒讓去。“一個補都得補，哪有錢!我不想讓娃娃說我偏心”。所以，沒辦法，惠寧只好跟孩子們說，都不上輔導班，買來輔導資料，大的教小的。
惠寧說，她現在每天想錢想得頭疼。二女兒韓丹要上初中了，這又是一筆開銷。
同時，她又覺得有點兒虧欠大女兒的。前不久，大女兒跟她說，想辭了工作，干點別的，或者去學點手藝兒，惠寧沒答應，現在在縣城的開銷就指望大女兒的這點工資了。
城市學校出現“大班額”壓力
韓明說，他的班上，大多數學生和他一樣，是從農村轉學來的。
近幾年，農村中小學生向城市流動的趨勢開始加劇。農村的流向縣城，縣城的流向大城市;而縣城之間、學校之間，學生越來越向一些優勢學校聚攏。
家住清澗縣農村的惠某將3個孩子送到了延川縣縣城讀書。“延川縣城的學校教學質量好。”加工銷售粉帶的惠某聽外面的朋友介紹，于是，便陸續將3個孩子轉到了延川縣城。
從大兒子到延川縣城上學開始，這家人已經在延川縣城住了6年，相繼換過五六個住處，有的嫌太遠，有的房子拆遷了。3年前，他們搬到了延川縣城南關小學對面的一條小巷子里。
房間顯得狹小擁擠，孩子們甚至沒有一個專用的書桌。
老大惠康上初一，“喜歡讀書”，成績總在全年級前幾名。因為家里沒有安靜的學習空間，這個15歲的男孩每天總是很晚才回家。他說：“一定要好好學習，考到年級前幾名，這樣家里就不用掏學費了。”“大兒子學習辛苦，所以每天給他吃一個雞蛋，一袋酸奶。”媽媽惠紅說。對此，小女兒妞妞有意見。
妞妞學習成績也不錯。在她的學校里，還有很多像她這樣從農村來的孩子。延川縣南關小學校長王東娥說，截至今年6月底，全校1500多名學生中，有86%是農村的生源。
在鄉村學校面臨“生源荒”的同時，一些縣城甚至城市學校，出現了學生多教室少，甚至“大班額”等問題。
一直以來，縣城學校“大班額”問題一直困擾著子長縣教育部門。據該縣教育部門統計：在2003年開始的教育布局調整以前，縣城小學平均每個班95人，最大的班級有120多人;高中平均每班85人，最多的達100人。所以，教育布局調以前，縣城小學平均每個班95人，最大的班級有120多人;高中平均每班85人，最多的達100人。所以，教育布局調整開始后，撤并鄉村小學的同時，在縣城又投資新建一所初中，一所小學，解決“大班額”問題。
被挖到大城市的“尖子生”
縣城學校的學生也同樣面臨生源流失的問題。
清澗縣昆山中學被認為是當地最好的初中，占據了該縣大部分優秀生源。盡管這樣，這所學校的學生數量也在逐年下降。
據該校統計：2005年至2006年，學生一度達4800多人，還開辦了高中部。后來，高中部因“效果不好”、生源問題而被迫停招。截至2009年7月，學生人數下降至2600余人。
“學生一到初二就開始流失。”該校一位姓白的副校長說。去年秋季開學，原本初二有16個班，升入初三時，只剩下了12個。“有的雙差生退學了，還有一部分轉學了。”
此外，有一些大城市的重點中學，一到初三，就開始在各地“挖尖子生”。
張明(化名)原來就讀于昆山中學。2008年12月，正在讀初三的張明突然聽媽媽說，西安的學校來招人了，本不愿意去的張明在父母的強烈要求下參加了考試。那年，和他一起考到西安的同學有9個。
2009年春季開學，張明來到西安，就讀于西郊一所重點中學，開始了他的寄讀生活。“不是父母要求去，我還不想去。”張明說，如果家鄉有這樣一所重點中學，他也不會選擇來西安。
新班級有57個學生，全部是從省內其他縣市招來的。剛開始，張明狀態很不好，有點想家，而且“老師為了趕進度講得比較快”，張明有點聽不進去。
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一個月。再后來，整個生活便淹沒在緊張的中考復習中。唯一覺得不好的是，“就是學校的飯菜太貴，一天得15塊錢。”
來自韓城的徐青(化名)一直很渴望到西安上學，理由是“老家那里太亂，沒法安心學習”。
初二那年暑假，經老師介紹，徐青參加了招生考試，最后繳納了3000元，進入了西安一所重點中學。后來，聽新班級的同學說，他們的學費不等，還有5000元和7000元的。
來到學校后，徐青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環境中。
“我們這是一個特殊的班級。”徐青說。他發現：“剛開始，大家潛意識里都很無助，身邊的人都渴望交朋友，而且越多越好。”
“為什么感覺很無助?”記者問。
“都是離開家的啊，身邊沒有父母，只剩自己了。”
這是在以前的學校所感受不到的。“大家都是離開家出來自己生活的，所以互相關心得多一些。”徐青說，宿舍的5個同學相處得特別融洽，“我們好像是一個大家庭的，很多事情都互相幫忙，比如借錢……”
在這里，除了學習，他們還必須學會自己照顧自己。不過，有時也會想家，尤其是生病時。
“那次發燒燒到40度，特別想父母，什么都不想干……”徐青說。不過，因為怕父母擔心，他沒敢告訴他們。那次，全班的男生都跑來看他，讓他覺得心里很溫暖。
在整個采訪中，記者接觸過3個這樣的學生。他們無一例外地認為，如果老家教學條件和城里一樣好，絕不選擇這么早就離開家鄉，因為畢竟那里有他們的家，有他們的親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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