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發布中國入世貿15周年報告
中國歷經長達15 年的“復關”與“入世”談判,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轉眼之間,中國“入世”已有十五年之久。2016年12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入世十五周年專題討論會”在人民大學舉行,并發布了人大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課題組報告《新開放戰略與全球貿易規則重構過程——中國入世十五周年的反思與展望》。報告指出,中國現在與15年以前相比面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全新發展環境,當前主要面臨四大問題: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亟待提升;中國企業面臨強烈的外部沖擊;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對國內社會產生巨大沖擊。

報告指出,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5年以來,中國發生了不曾預見的巨大變化,深度融入了全球經濟。我們積極抓住戰略機遇,主動調適,全面參與,拓展全方位的開放格局,并且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的浪潮中,肩負起世界賦予中國的責任與使命。15年來,中國在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制度改革、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首先,全球價值鏈作為當前經濟全球化的顯著特征和高級形態,標志著經濟全球化進入資源深度整合時代,對各國的擴大開放提出了新要求。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主要體現為貿易和國際投資高速發展、貿易方式和產業結構發生轉變。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調整,既是實現從經貿大國向經貿強國轉變的內在要求,也是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塑的必由之路,將使我國經濟發展迎來新的重要機遇。
其次,我國在制度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國打破了外貿經營權的壟斷,外貿經營權由審批制改為登記制,取消門檻限制使所有履行了法定程序的市場主體都可以成為外貿經營的主體,這標志著我國外貿經營權的改革已走完最后一步;中國認真履行加入WTO的關稅減讓承諾,中國開放型經濟從“多邊開放”和“雙邊開放”轉向“單邊開放”,三者良性互動,協調發展;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推進了改革開放,促進了各個地區以點帶面的發展;我國在金融服務業領域陸續修改和修訂了相關法律法規,在制度上為金融市場的充分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最后,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公認的全球性的經濟大國,為世界經濟的復蘇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綜合國力、全球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崛起的中國被推到全球治理的前臺,成為全球治理的新焦點,一直以來,中國以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為先導和中心的總體戰略參與全球治理,作為一個責任大國,積極承擔應盡的責任,在倡導和創新全球治理理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進區域經貿安排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報告指出,全球價值鏈的展開和深化是促成過去30年全球貿易和投資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中國正是抓住了經濟全球化這一發展趨勢的機遇,迅速崛起為全球最主要的貿易大國和經濟體之一。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在中國“入世”15年之際,全球價值鏈這一階段的大規模展開和深化過程已告一段落。與15年以前相比,我們將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全新發展環境,將面臨的是更加復雜的問題。
第一,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亟待提升。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為0.276,其中通過間接增加值出口導致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前向GVC)為0.112,通過進口國外中間品導致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后向GVC)為0.164。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制造業主要通過進口國外中間品參與國際分工,即中國制造業仍然以后向GVC為主要價值鏈參與模式,價值鏈的參與程度并不高。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指數為-0.046,該指數為為負值,說明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仍然較為低下。
第二,中國企業面臨強烈的外部沖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仍舊處于落后的發展狀態。如經濟實力總體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貿易結構單一化等問題還很突出。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需要大幅度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壁壘,這會使更多的外國產品和服務進入我國,致使國內市場競爭加劇,每行每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
第三,貿易摩擦不斷加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主要倡導的是未來的自由貿易。自從我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貿易獲得高速發展,特別是全球經濟新平庸以來,各種形式貿易壁壘形式的出現,對我國的貿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第四,對國內社會產生巨大沖擊。首先,發展中國家環保立法滯后,因而在貿易與環境問題上處于被動地位。中國仍然處于環境意識的覺醒時期,環保意識相對薄弱,有關環保法規尚有待健全,環保技術和環保產業才剛剛起步,與發達國家相比,實力薄弱,處于競爭的不利地位。其次,加入WTO后出口的快速擴張和外資流人推動了中國的產業結構變遷,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部門。非農就業崗位的增加為青年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改變了教育投資的機會成本和預期教育回報,影響到了個體教育投資決策,大量中青年人口的教育投資停滯在中等教育水平上,阻礙了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積累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如果這種情況長期持續,中國將面臨陷人“中等教育陷阱”的危險,不利于實現中長期經濟增長。再次,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和城鄉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越來越多的農村人開始自發的涌向沿海去從事貿易相關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或相關行業的工作, 這使得農村留守兒童不斷增多。切實關注與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既關系到這些孩子的健康成長,又關系到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更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是社會轉型中的成本和代價,而其中中國貿易在加入WTO后的快速擴張也使留守兒童問題逐漸加劇。
報告指出,隨著全球經濟貿易模式的演進,全球貿易治理制度、國際貿易規則體系也都在不斷變化發展。全球貿易治理制度經歷了多邊為主、區域為主、諸邊興起的不同階段。全球貿易治理規則在GATT時期初建,迄今為止,經歷了四個階段的發展變化:
第一階段,貨物貿易為主階段。戰后主要發達國家的工業得到快速發展,為拓展全球市場,削減貨物貿易關稅成為多邊貿易體系的首要任務。
第二階段,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被納入貿易規則中。1980年代,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快速發展,貿易中的假冒商品問題日益嚴重。美國主導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議題納入到多邊體系第八個回合(烏拉圭回合)談判中。1995年,該回合最終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第三階段,更多國內政策的議題被納入到國際規則體系。2001年啟動的多哈回合談判涵蓋約20個議題,其中農業和非農產品市場準入是發展中國家關心的議題,發達國家則積極推動下,更多涉及一國國內政策的議題,如投資、勞動、環境保護、競爭政策等開始被引入國際貿易規則討論的范圍。
第四階段,更高標準國際貿易規則。正在商談中的TPP和TTIP是第四階段規則的代表。從當前趨勢看,推動市場開放、削減貿易與投資壁壘是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重構的基本方向,新規則的范圍從傳統的邊境措施向邊境后措施延伸,投資規則是重中之重。
面對全球貿易治理制度框架和全球貿易治理規則的演變,中國堅持認真、積極回應。2013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開始對全球貿易治理制度構建提供公共產品,謀求全球治理中主導者的角色定位。“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突破了現有規則制定的方法,不強調形式上的多邊主義或區域主義,而是依靠現有機制,可以是雙邊的,也可以是區域的,或者是其他的務實推進。這一特點是符合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狀況的,是從發展立場出發的制度構建。
聚焦中國新開放戰略的前景展望,報告中還指出,無論多邊貿易體制還是區域貿易協定,在當前都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這種形勢造成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喪失了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共識和支持,因此當前并非推動大規模、全局性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適當時機。中國推進全球貿易治理的首要目標仍然是推動WTO多哈回合。當前,中國已經具備實力和條件去主動承擔多哈回合主要出價方的責任,力促多哈回合盡早結束。在美國等發達國家難以做出有吸引力的出價、而新興大國又不愿意提供出價的情況下,雙方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對彼此期望的落差無法彌合。而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唯一有實力、有空間做出關鍵性貢獻,同時帶動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出適當貢獻的成員。其次,中國對“新全球化”的新形態應以開放的心態對待,支持采取諸邊的方式進行談判。這樣可以避免協議完全由美國等發達國家操縱,同時又可以展現中國積極開放的決心,以及獲得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權利。最后,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在實施中仍應有針對性的安排和策略。
世界經濟發展形勢紛繁復雜、瞬息萬變,全球各國的領導者都在謀求適合自身、促進本國福祉最大化的政策和方案,然而,并沒有一個通行的準則告訴我們未來的方向。所有關于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的探索都是不斷試錯的過程,“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的建立、自貿區戰略的實施,也都具有試錯的意味,但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我們可以不斷地接近最優策略,實現內外和諧、富國強民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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